Erik Solheim：碳中和与绿色发展及全球经济趋势
时间：2023-05-22 来源：对外事务办公室作者： 李晓慧
5月11日上午，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Erik Solheim先生作为太阳诚集团53138(中国)有限公司“Global & Comparative Law”系列课程项目的主讲嘉宾，以“碳中和与绿色发展及全球经济趋势”为主题举办了讲座。本次讲座由太阳诚集团53138(中国)有限公司教授汪劲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太阳诚集团53138教授李艳芳，太阳诚集团53138(中国)有限公司研究员金自宁、巩固、助理教授吴凯杰担任与谈人。
讲座开始前，太阳诚集团53138(中国)有限公司经理郭雳教授代表学院热烈欢迎Solheim先生来访。他表示，Solheim先生作为著名的全球环境与发展领袖，一直大力支持中国生态保护工作，并积极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成就。他希望未来与Solheim先生加强沟通与合作，促进太阳诚集团53138(中国)有限公司环境法学科的发展。
郭雳经理
本文以文字实录方式呈现讲座核心要点。
Erik Solheim：
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曾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提出了著名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这是中国发展的转折点，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的模式。中国逐渐在世界环境保护中发挥引领作用。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工业革命以来众多国家走的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如此。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及其价格大幅度下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上协同，走向一条双赢道路。
我主要从绿色发展的四个驱动力方面来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亚洲尤其是中国在世界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当前中国、美国、印度、欧盟都在转向绿色发展。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引领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意识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中国的产业政策有利于绿色发展。比如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而非内燃机汽车，中国的光伏产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此外，印度也在绿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印度总理莫迪提出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绿氢、太阳能等产业。
第二，企业在绿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企业在现代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部分企业的经济体量超过一个国家，因此企业在绿色发展中发挥出积极作用非常重要。在美国，当特朗普推动退出巴黎协定时，美国企业界依然倾向走绿色发展之路。如微软公司提出2023年实现碳中和，而且要对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历史碳排放量进行补偿。再如世界上最大的RGE造纸公司曾经引发很多环境问题，但目前该公司作出了在不砍伐森林的情况下维持业务的决定。
第三，科学技术在驱动绿色发展中的积极和消极作用。目前中国高新技术和绿色发展技术蓬勃发展。那么科学技术如何驱动绿色发展呢？以华为为例，华为利用高新技术提升太阳能发电效率，通过人工智能促进资源和能源节约利用，通过人工智能保护金丝猴（人工智能可以对金丝猴的声音进行识别。如果金丝猴发出恐怖的声音，可以人为干预保护金丝猴）。再如，国家能源集团亚龙抽水蓄能电站，通过人工智能建构风能、太阳能、水能发电一体化无缝衔接利用的新能源体系。此外，内蒙古在荒漠、沙漠地带，使用无人机进行植树造林。在21世纪，绿色革命和人工智能革命至关重要。人工智能究竟会取代还是会创造出更多职业，这是一个未知数。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新技术会带来机遇和力量，人类应当拥抱新技术，但也应注意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
第四，司法在促进绿色发展方面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在中国，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地方人民法院，整个法院系统都在推动绿色发展。印度也有绿色法庭，欧美的一些法官也在积极推动绿色发展。法律可以推动也可以阻碍绿色发展。美国一些法官可能支持绿色发展，但一个案件从立案到结案的司法程序复杂，所需时间较多，这实质上是在阻碍绿色发展。比如，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家企业在将清洁水电出口到美国时，受到阻碍。该企业需要电网系统将电输送到马萨诸塞州，建设电网过程中受到很多人抗议。事实上，之所以会发生抗议，实质上是化石能源企业支持下的环保组织推动的结果。这里存在悖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司法制度原本是用来保护环境的，但被化石能源企业用来阻碍清洁能源的发展。类似案例还有很多。至于应用国际法推动绿色发展，首先应当区分需要国际社会共同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各国自行解决的问题。比如塑料污染问题，是应当各国自行解决的问题，而气候变化、国际公海等则是需要国家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此外，欧盟碳关税是一种威胁，而非可以实施的机制。
我认为，中美不会采取彼此的政治体制，但双方可以和平相处。大国之间应尊重彼此政治体制和宗教信仰。三千多年前的印度古语说，“整个宇宙是一个大家庭”，这句话在今天依然适用。
Erik Solheim先生
汪劲：
碳达峰与碳中和目前在中国有很重要的政治基础和法律基础，是中国2030年和2060年分别要实现的目标，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全球化问题实际上也仅出现三十年的时间。我曾于90年代初赴瑞典，瑞典的政府官员和学者曾提及欧洲有很多国家林立，而中国有十多亿人口，且十多亿人口说一种语言，中国的发展潜力超乎想象。今天看来，确实如此。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国际政治以及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都深刻影响着绿色发展，这需要我们有一种全局观和系统观。
汪劲教授
李艳芳：
Solheim先生提到的绿色发展的四个驱动力非常中肯，并就中国政府、企业、技术和法律在其中的推动促进作用作了精彩论述。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首先是通过民营企业发展起来，并非通过国有企业。大量的风能企业和太阳能企业都是民营企业，企业在推动绿色发展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在可再生能源发展初期，中国可再生能源技术还是相当落后的，技术是突破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些年可再生能源产业在各方面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这得益于2005年颁布并于2006年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所确立的强制上网、政府补贴和固定电价等一系列的优惠措施，所以法律发挥的作用非常关键。
在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环境保护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之间存在冲突。可再生能源设施，一般建在荒漠和戈壁，当荒漠和戈壁被划在生态保护红线中时，这种冲突就显现出来，国外如何处理这种冲突？
李艳芳教授
Erik Solheim：
无论发展什么，都会遇到这样的矛盾。大型太阳能基地，由于在中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没有地方和条件建立，必须建在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等地。那么如何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不破坏当地环境，如何将发展可再生能源带来的不利环境影响降到最低，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比如在农业区，可以实行农业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发展，一方面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增加农作物产量。此外，逐渐发展海上风能而非陆上风能，也是一个趋势，海上风电比陆上风电产生的不利影响要低很多。
金自宁：
Solheim先生对世界各地绿色发展的事例如数家珍，只是整体上更强调双赢，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不同国家在绿色发展中的合作共赢等；但是，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Solheim先生强调的双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光明的未来，现实却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还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和困难。比如说，新能源生产成本已经很低，甚至比化石能源的生产成本还低；但是，从中国当前的能源消费构成的现状来看，化石能源占比很高，仍然是超过新能源的；这意味着，从全生命周期来看，新能源的成本还低的不够，或者至少可以说，还是存在着使之不能与传统化石能源竞争的障碍。我的问题是绿色发展仍然面临的现实障碍和挑战是什么？比如在新能源还未能战胜化石能源的困境中，或者说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仍然紧张的情况下，我们能做些什么？
金自宁研究员
Erik Solheim：
关于绿色发展的困难，我可以举一个实例。加拿大企业水电输出到美国，中间需要架设电网。当架设电网中间经过的社区无法获得效益时，就容易产生反抗。这也提醒我们，应当设置机制让电网经过区域的人民也受益。至于可再生能源成本高于化石能源的问题，情况在发生快速改变。国家能源集团亚龙抽水蓄能电站正在实施建构100%可再生能源体系，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也在和三峡集团合作，建立50%太阳能、25%风能和25%煤电组成的能源组合体系。事实上，目前建一个太阳能发电场已经比煤电厂的成本更低。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结合起来将是可再生能源未来的发展趋势。可再生能源目前发展的难点在于，阳光并不总是灿烂的，风也不是一直在吹，因而太阳能和风能的发展需要突破储能这一技术难题。
巩固：
布伦特兰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均涉及可持续发展，人类有远见的政治家提出类似观点，有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这也提醒我们，应当以一种国际眼光，为全人类利益考量。
对于Solheim先生提到亚洲人的贡献，我个人感到非常自豪。二十一世纪，中国走向生态文明，这是东方文化和思想回到世界中心的世纪，中国思想文化中有深刻的生态环境伦理。我对企业、人工智能在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企业不只是环境问题的制造者，也可以是环保的积极力量。这也提醒我们，法律应对企业进行类型化分类，对企业的法律属性做出更细致的规定。法律是一把双刃剑。法律是保守的，是对既有秩序的维护。过度强调法治的国家，可以较为完善地保障权利，但在社会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法律可能是滞后的。那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法律人应该怎么办呢？
Solheim先生描述的美好未来，即让人类冲突竞争让位于合作共存，但这需要漫长的道路，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在环保领域，绿色能源与原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冲突。这种冲突从法律政策讲，如何明辨是非，如何选择真正明智的道路是很困难的。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下，中美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而国家内部新型产业和传统产业也在竞争，那么在这种世界格局下绿色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我们如何破解？
巩固研究员
Eric Solheim：
我认为最大的障碍是旧有的思维模式。世界各地经济学家基本都说经济发展重要，而环境学家则主张说环境保护重要。未来应当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的双赢道路。新兴经济体应看到绿色发展中所孕育的发展机会，很多发展中国家浪费了很多发展机会，他们等待富裕国家的拯救，但这永远不可能发生。以非洲的卢旺达为例，卢旺达有1500万人口，是非洲很成功的经济体，卢旺达的国家领导层正在发挥重要作用。卢旺达的新型植物物种和品种很多，卢旺达抓住机会发展生态旅游。去卢旺达参观新型植物物种、品种1小时需支付1万元，参观大猩猩1小时需支付4万元。有游客去丛林中捕猎猩猩时，当地人会攻击游客，因为当地人的生存与猩猩息息相关。这个例子表明，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发展可以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类似的国家还有尼泊尔和印度。
吴凯杰：
我主要谈三点学习体会。一是绿色低碳发展不仅是挑战，更是机遇。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世界第一，可再生能源设备出口额也是世界第一，在推动绿色低碳的同时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从碳汇角度讲，中国正在建立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中国将会是世界上的重要碳汇来源。二是兼顾效率和公平。在中国，不同地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东北、山东的工业结构、形态比较传统，这些地区绿色发展模式也必将与江苏、浙江不同，需要考虑不同地区面临的不同挑战以凝聚共识。三是法律制度和司法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中的重要性。在推进碳减排上，中国的主要制度措施是碳排放权交易，让碳排放权交易得到落实，需要法律制度来保障交易纠纷得到妥当的处理。当前中国正在编纂环境法典，其中的专门一编就是绿色低碳发展。作为青年法律人，在绿色低碳发展中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青年法律人应该培养怎样的能力？联合国环保署等国际组织需要怎样的人才？
吴凯杰助理教授
Eric Solheim：
中国在绿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是最大的植树造林国。国家公园是来自美国的概念，中国目前正在国家公园建设方面加速推动，四川大熊猫和西部雪豹的数量都在增加。前一段时间习近平主席去广东省考察，参观了红树林。红树林是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深圳也在建立红树林生态实践中心。我们去参观山西煤矿、辽宁工业基地时可以看到中国绿色发展有很多机会。绿色发展对全球和一国的长远发展来说都是有益的。但落实到具体个人，对某些地区的人，绿色发展短时间内还看不到益处。这就需要政府出台计划，帮助北方省份发展，帮助当地人取得更好的就业发展机会。我认为，青年学子应当努力学习，保持好奇心，为人民工作，并且保持善良。
提问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了新能源和绿色产业发展的问题，体现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但美国《2022通胀削减法案》对中国光伏产业进行限制，欧盟也出台了类似法案，本质上这是不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绿色发展的。目前中国光伏产业产能过剩。面对美国《2022通胀削减法案》，中国企业应怎么做？在新能源产业布局方面，各地方政府、企业应如何有序地推动新能源工作？
Eric Solheim：
美国《2022通胀削减法案》实质上是跟环境息息相关的法律，意在为美国绿色企业提供补贴，如绿氢、电动汽车等产业。美国发展绿氢产业的90%成本都由政府提供。《2022通胀削减法案》是一部保护主义的法律，旨在保护美国本土企业。这部法律能否使美国在未来转向绿色发展，目前还不清楚。但美国的太阳能光伏产品是无法与中国竞争的，因为美国产品成本更高，尤其在中东、拉美、非洲这些国家，美国更是无法与中国竞争。世界格局非常复杂，中国企业想要在海外开辟电动汽车和光伏市场，需要在当地建厂生产，因为当地政客需要创造就业以获得选票。
提问二：
未来会实现100%的新能源而完全没有化石能源吗？人工智能能否缩小国家之间在绿色发展方面的差距？在当前世界格局下，如何协调降低不同国家的差异，如何促进碳中和国际合作？
Eric Solheim：
未来会实现100%的可再生能源组合，当然需要人工智能协调风能、水能、太阳能、核能等以便进行综合利用，这个可能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会在未来几十年内发生。即使不能实现100%的可再生能源，若能够达到90%、95%或98%也是非常好的。碳排放企业可以购买碳排放配额进行排放。
人工智能会扩大国家之间的差距，中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如果能够找到一些方式，让人工智能技术为其他国家也提供服务是最好的，但这是理想的前景。现实是技术会扩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会。
最后，各国之间应相互尊重彼此的政治体制。中国在技术、环境和经济方面完全可以与美国匹配。此外，印度、欧盟、巴西等经济体也逐渐显现自身的力量。世界多极化的格局，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